经过大约13个小时的飞行旅途，《环球时报》记者从北京来到了多伦多。这座拥有近600万人口的加拿大第一大城市是北美著名的华人聚居地。春节期间，多伦多电视塔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闪耀着红色灯光，彰显着多伦多60万华人无法被忽视的“存在感”。然而，当地华人在加拿大感受到的不总是祝福与温暖，有时候也有逼人的寒气。
近年来，加拿大一些媒体动辄拿“警惕中国渗透”做文章，炒作中国投资的“危害”，大肆攻击一些与中国交往的政治人物，甚至将当地华侨华人视为“安全威胁”。“现在加拿大的气氛不好。”一名加国会议员的助手以此为由婉拒了《环球时报》记者与该议员见面交流的安排。“气氛”因何不好?在多伦多短短的3天里，记者看到了“偏见”与“隔阂”，但同时也体会到中加沟通交流的桥梁一直都在，加深合作的机会也在慢慢增加。“抹红”、偏见、攻击“2013年，我参加过卑诗省议员的选举。因为我曾是共产党员，就被对手‘抹红’，对选情造成很大影响。”《今日加拿大》总编辑黄运荣在加拿大生活工作多年，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对于华裔政治人物而言，“染红”“抹红”是经常遇到的。从选举角度看，每个政党都会对类似事件加以利用，“这还是具有一定杀伤力的，尤其是在右翼选民、台湾华侨等群体中会有一些效果”，因为他们本身对中国大陆就有一些偏见。
前不久，加拿大发行量最大的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以当地华裔议员为靶子刊登多篇报道，其中，联邦参议员胡子修、众议员谭耕等人被指责接受“中国政府或者亲北京的团体资助免费去中国旅行”，并会见“中国共产党代理人”。在加拿大，议员接受外国政府或机构资助到国外旅行并不违反法律以及议会相关规定。据统计，向加议员提供免费国外旅游最多的国家是以色列，在2012年至2014年以及2016年共提供61次，而中国从2006年到2017年为36次。从数据上看，对华裔议员和中国的指责实在站不住脚。
保守的舆论环境之下，华裔政界人士自然更加小心谨慎。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避讳与中方人员接触。曾经常驻加拿大的中国媒体人李学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采访过温哥华的某任华裔贸易厅长，此人当时说，“我就是负责贸易的，与中国交流理所当然，这是工作需要”。曾被指责为“中国政府代理人”的安大略省国际贸易厅长陈国治也不惧此类闲言碎语，此次在加拿大期间，《环球时报》记者与他进行了交谈。
中国记者李学江在加拿大总理记者会上与总理办人员发生推拉事件，并被要求道歉
“染红”的矛头不仅指向政界人士，还有当地一些民间机构。去年，安大略省议会成为西方国家中首个通过“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动议的省级立法机构，这背后离不开多伦多亚洲二战史实维护会（简称史维会）的努力。2005年，该机构还推动包括“慰安妇”、日本军国主义在内的亚洲二战史成为安大略省的高中课程内容。这些努力必然会得罪日本的右翼势力。史维会执行董事刘美玲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一名日裔人士曾与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前官员联合出书，造谣该机构“受中国政府资助”。为此，史维会专门聘请法务审计员，让其一页一页审阅史维会出版的材料。审计结果显示，史维会的钱都是在加拿大募集的。史维会将相关材料寄给出版社、聘请律师状告出版社和书籍作者后，所有书籍里的不实信息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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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人的偏见出现在各个领域。李学江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到，有当地媒体曾经炒作华人炒高温哥华房价，但他采访一名温哥华政府官员时，对方表示这不完全是事实，其中就包含了偏见，“因为华人面孔与文化在西方人眼中比较特殊，容易让人辨认出来”。
把头埋在沙地的加媒，影响力有限的华人群体
加拿大媒体是构建当地涉华舆论的重要部分，然而，他们往往既不愿意摘下“有色眼镜”，也不愿意与中国多交流。曾在报道中将加拿大100多万华侨华人视为“安全威胁”的《环球邮报》可谓站在加拿大对华负面报道的前线。正因为如此，《环球时报》记者走访加拿大期间希望与这家媒体进行当面直接交流，然而，其负责人以“日程安排”为由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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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写了多篇涉华报道的加拿大记者曾对《环球时报》记者称：“我喜欢中国饮食、文化，但不喜欢中国政府。”为促进加拿大媒体对中国的了解，中国相关部门或团体会邀请他们到中国看一看。然而据了解，这些经常攻击中国的人士常以路途遥远、没有足够的经费或时间为由拒绝。若中方表示可以承担费用，他们又担心被“染红”。
为何对中国的态度如此谨慎、防备?黄运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一方面，加拿大是偏保守的国家，由于地缘关系，很多人没出过国;另一方面，也有华人移民本身的问题。
黄运荣表示，加拿大是“马赛克式移民”，强调多元文化，这与文化容易被同化的美国“熔炉式移民”不同。这种环境虽然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生根发芽有帮助，但也使得一些华人与主流价值观的相悖引起了部分不了解情况的当地人的偏见。“加拿大社会尤其缺乏与大陆新移民的沟通与了解。不少老一代华侨把加拿大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对本地投入非常多，比如即使不懂英语也会做义工;而新移民会更加强调自我，求异多于求同，容易与当地人产生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还体现于，在一些华人聚集的城市，不少华人店铺只有中文、没有英文招牌。
安大略省国际贸易厅长陈国治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20年前，中国赴加拿大的留学生几乎百分之百想毕业后留下来;而现在的情况是，1/3想留下来，1/3想回国，其余的没法做出明确决定。”
陈国治表示，虽然华人数量多，但在当地影响力有限。黄运荣介绍说，华裔以150万人口数量在加拿大位列英、法族裔之后，汉语也是英语、法语之外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不过，华人影响力与其占加拿大人口4%的比例仍不相符。以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为例，这里华人比例超过一半，但市议员中能讲中文的只有一个。“从竞选的角度看，所有华裔政治人物的当选都绝对不可能只靠华人选票，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黄运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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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会害了加拿大
加拿大媒体对华不太友好还有其他深层次原因。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副总领事庄耀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希望改善当地对中国舆论氛围的工作做起来十分困难，“加拿大媒体对世界的了解和观念的形成深受美国媒体影响，报道国际新闻时大多援引美媒消息和观点，再加上加拿大和中国相距遥远，价值观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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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江认为，特鲁多上台后，加拿大在政府层面对华态度有所改善，因为中加建交是在特鲁多父亲执政时期，这让特鲁多对中国有一定感情。学术界里，主流学者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善的。然而，由于受美国影响，加上加拿大媒体偏见根深蒂固，加社会对中国的警惕心理一时难以转换。
在多伦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约翰·柯顿教授看来，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正在进入全球治理的第一梯队，加拿大媒体不该总盯着负面新闻不放。柯顿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美国优先”政策下退出《巴黎协定》，而加拿大是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议题的国家。“如今，中国正坚定履行承诺，在此议题上，中国具有领导力，但加拿大媒体却极少报道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贡献;另外，加拿大已加入亚投行，这意味着，加拿大的资金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然而，加媒很少关注中国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却总是盯着负面新闻，这是不合理的。”柯顿表示，很多时候，作为研究外交的学者，他很难从诸如《环球邮报》等媒体上捕捉到有关中国做出全球治理方面努力的有效信息，而这些信息恰恰是对加拿大自身非常重要的。
美国对加拿大的影响力，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经济影响力。美国是加拿大第一大贸易伙伴，2016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是7500多亿美元，中加则是456.7亿美元。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显示，加拿大2016年对美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75.2%，来自美国的进口额占其进口总额的65.7%，而与中国相关的这两个数据分别是4.2%和6.8%。
不过黄运荣表示，十几年前加美之间的木材贸易谈判出现矛盾后，加拿大就开始认识到，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美国的篮子里。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推动中加关系、尤其是发展两国贸易有时候也会成为当地政治人物的加分项，因为加拿大每个省市都需要与这个发展迅速的市场建立联系。不管政客怎么表态，哪怕是批评中国较多的保守党人士，最终也会推动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只是步伐可能会缓慢一些。
“随着特朗普上台，加拿大人更是感到开辟新市场、追求贸易多元化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黄运荣说，前段时间，加政府在预算案中提出，今后5年投入7500万加元用于鼓励加拿大与中国以及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这可能会为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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