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羞愧，直到了解祖辈早年的移民经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中国谚语："The predecessors plant trees and the descendants enjoy the shade." – Chinese proverb

“在加拿大排华法案（Chinese Immigration Act）颁布100周年之际，我开始接受自己的亚裔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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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亚裔文化月末，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多伦多的马英贤（Winston Ma）在The First Person专栏发表了题为《我曾为自己是华人而感到羞愧，了解祖辈早年的移民经历改变了我的观点》的文章。以下是文章的中译版，英文版见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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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命的前37年里，我一直以为，我的家庭和许多加拿大华裔家庭一样，是在 1970 年代从香港和其它地区的移民潮中来到加拿大的。然而在去年，在新冠疫情和反亚裔情绪渐长时，我开始更深地瞭解我的家族历史，发现这并不是我们家第一次在加拿大定居。我们家族的移民故事其实开始于100多年前，在人头税和排华法时代，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不希望像我这样的人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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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我的曾祖父母在他们的两个孩子旁边，拍摄于中国台山。最右边的孩子将成为我的外祖母。她花了30多年的时间才在加拿大与父亲团聚。（图片由马英贤提供）

在北士嘉堡（north Scarborough），作为一个年轻的"竹升"（jook-sing）（粤语俚语，指在西方出生长大的华人，他们更认同西方文化而不是中国文化），我更关心去除我的华裔身份痕迹，而不是了解我的家庭来自哪里。你可以想象各中原因，想想看，我几乎从未在北美的媒体、电视或电影中看到类似自己的形象，几乎没有故事是我们创作的或是关于我们的。当时人们对亚洲人的描述充满了陈腐的套路：比如大卫·卡拉丁（David Carradine）主演的《功夫》（Kung Fu）等剧，亚裔面孔往往是不起眼的背景演员，抑或孱弱，抑或邪恶奸诈，如傅满洲（Fu Manchu）这样的角色。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羞愧，以至于13岁的我感觉更容易接受我的同性恋身份，而不是我的华裔背景。

在学校里，历史课上几乎没有关于加拿大华人的内容（更不用说原住民和其它非欧洲移民社区的故事）。如果提到我们，也只是一小段关于中国人头税或华工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内容，你得用放大镜才能找到。从学校教育到流行文化，加拿大华人的故事没有被给予多少位置，我那颗易受影响的小心灵于是认为这意味着我和我的家人并不重要，也不属于这里。

但是我的世界在去年发生了变化：我成为一个重生的亚洲人。如同我的许多加拿大亚裔同胞，我当时在竭力应对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反亚裔种族情绪，而在这一过程中，我开始重新认识我一生都在回避的中国传承。

左图：1967年，我的曾祖父母Lee Chuen Oy 和 May Lee抱着他们的孙子David Lee在他们的Sault Ste Marie餐馆“Oy's Restaurant/Lunch”前。
右图：我的叔叔 Donald Lee 在多伦Tom's餐馆前的照片，他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与妻子一起经营该餐馆。
（图片由马英贤提供）

去年夏天，当外祖父去世时，我得知他在20世纪80年代在多伦多的卑街（Bay）和登打（Dundas）士街口有过一家中餐馆。我急切地想要了解更多，于是去读了许平安（Ann Hui）的畅销书《炒杂烩之国》（Chop Suey Nation）和关卓中的《你吃了吗？》（Have You Eaten Yet?）。这两本书都通过无处不在的中国餐馆 – 就像外祖父的餐馆那样 – 在加拿大或世界其它地区，来描绘加拿大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华裔侨民生活图景。

当我在家里的圣诞宴上夸赞这些书时，妈妈为我对华裔历史感兴趣而感到惊喜，她加入了她自己的故事： "你知道你太公（曾祖父）来加拿大时缴纳过中国人头税吗？" 我和弟弟妹妹听到这句话时吃惊得差点被噎住。"天！这是怎么回事？" 妈妈紧接着又加了一句听起来漫不经心的话："我想我以前告诉过你们？他在20世纪初来这里，缴纳了人头税，最终定居在苏圣玛丽，开了我们家的餐馆。"

接下来的一周是恶补家庭历史，我拼命从我妈妈和三姨 – 妈妈的妹妹范妮 – 那里收集尽可能多的关于我祖辈的信息。我有太多的问题，但答案却太少了。

加拿大中国移民登记册（图片由马英贤提供）

钻进数字兔子洞一个星期后，我检索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历史系的彼得·沃德（Peter Ward）教授和馀全毅（Henry Yu）教授的研究成果，他们将1886-1949年间《加拿大中国移民登记册》中所有缴纳人头税的记录数字化，编入一张Excel表格。我用我所知道的有关太公的所有细节，在97,123个列出的名字中筛查，终于在第85,772行，有一个名字读起来似曾相识。经过再三核查细节 – 他的家乡，身高，职业和最终目的地 – 我找到了太公！

我曾祖父的C.I.5中国人头税证明，表明他在1918年支付了500加元只是为了进入这个国家。这些证书由加拿大政府仅颁发给中国移民。（图片由马英贤提供）

通过这些记录以及同我家人谈话 – 包括舅公唐纳德，我太公唯一幸存的孩子 – 我想向你介绍我的曾祖父李传霭（Lee Chuen Oy，名字为移民官员抄录）。他来到加拿大的 "金山"（粤语，对北美的昵称），以逃避中国南方台山地区的贫困、战争和饥荒。1918年1月23日，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从日本皇后号（SS Empress of Japan）上岸。根据1918年中国移民登记册（General Register of Chinese Immigration of 1918）记录，他那年15岁，是一名学生，身高4英尺5英寸。

左图：我的曾祖父李传霭成年后。右图：我的曾曾祖父李云色的肖像照，他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在世纪之交的某个时候抵达加拿大的人。（图片由马英贤提供）

左图：我的曾祖父李传霭成年后。
右图：我的曾曾外祖父李云色的肖像照，他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在世纪之交的某个时候抵达加拿大的人。
（图片由马英贤提供）

抵达后，他按照规定缴纳了500加元的人头税，然后千里迢迢来到安大略省的伦敦市，与他的父亲李云色（Lee Wan Sze）会面。是的，我惊讶地发现，我的曾曾外祖父（也称白公，阿白）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来加拿大的人（大约在世纪之交的某个时间），但在儿子李传霭抵达几年后，曾曾外祖父李云色回了中国，再也没有来过加拿大。

太公李传霭，与此同时，在安大略省南部开始做洗衣店生意，但在苏圣玛丽经营自己餐馆的机会使他决定北上。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在苏圣玛丽市惠灵顿西街92号的霭氏餐馆/午餐店（Oy's Restaurant/Lunch）辛勤工作。他渴望把家人接来加拿大一同生活，但这一梦想在1923年随着《华人入境法》（通常称为《排华法》）的出台而破灭，这一法案禁止几乎所有中国移民入境。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按种族禁止入境的移民法，它使当时像我太公这样的入籍华人移民和在加拿出生长大的华人无法将他们在中国家人接来团聚，这状况一直延续到该法在1947年被废除。

在这一时期，白人，特别是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白人，可以获得极大的经济奖励而定居加拿大。根据1922年的《帝国定居法》，加拿大政府与英国政府达成协议，补贴其国民在加拿大工作，以确保 "英国价值观 "占主流地位。英国移民也被鼓励介绍朋友和熟人移民加拿大，而许多像我太公这样为进入加拿大付出巨额人头税的人却被迫称为 "已婚单身汉"，他们甚至不能将最直系的家庭成员接来团聚。

1954年，我的舅公唐纳德（中间那个穿着西服拿着行李袋的孩子）在香港启德机场拍摄的照片，然后他前往加拿大与他的父亲李传霭第一次见面。（图片由马英贤提供）

在20世纪50年代初，太公终于被允许把他的部分家人接来，他的妻子黄美玉 (May Lee）和两个孩子是第一批抵达加拿大的，其中包括我的舅公唐纳德（Donald），他当时还只是10上下的孩子。家里的其他人，包括我妈妈和亲戚们，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允许前来加拿大。在我太公和太婆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去世之前，这个大家庭最终只有大约一两年的时间生活在一起。

我的全家终于在1970年代初团聚了 - 在李传霭抵达加拿大五十多年后 - 当时基于种族和国籍的移民限制终于在1967年被完全取消。这是我曾祖父在1973年去世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之一。（图片由马英贤提供）

对许多亚裔加拿大人来说，新冠疫情迫使我们面对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从被指责给世界带来了 "功夫病毒"，以及面临终身被问及类似 "你来自哪里？但是，你到底来自哪里？" 这样的问题，到看到华裔老人被暴力攻击，甚至被杀害，人们开始意识到，无论我们如何融入加拿大社会，我们首先被视为亚洲人 – 外国人 – 会被一些人认为从未完全归属于或忠实于这个国家。我不得不试图认同这种外人的身份，并最终开始正视我从儿时起就藏在内心的种族观念。

今年是1923年颁布的《华人入境法》通过100周年，我开始为我的华裔背景感到自豪。在厘清了我们家庭来加拿大的旅程后，我得以更好地描述我是从哪里来的，也得以更好地缅怀我的祖辈和他们所作的牺牲。

我的祖辈们 – 如我的太公李传霭 – 是勇敢和坚强的。面对不受欢迎的环境，他们不懈地努力，在逆境中坚韧不拔地开启生活、企业和家庭，从未抱怨过偷走他们梦想的种族主义社会和政府。

图片由马英贤（右二）提供

成千上万加拿大华人移山填海，使下一代能够爬上 "金山 "的顶峰。我现在知道我的力量和决心来自哪里。我用了37年时间，但我现在终于可以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为自己是加拿大华人而感到自豪。

附注：

原文作者为马英贤（Winston Ma），在此略有编辑，见：英文原文、中文原文。